在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面前，死亡是最残酷的打击，身边的亲人、朋友遇难，让人无法接受，前一分钟尚且谈笑，后一分钟变成阴阳两隔，这就是灾难给我们的震撼。对亲历者而言，没有任何描述能让他们如此真切地感受死亡，接近死亡。这种感受和体验，就是对心理的一种伤害。这场灾难的残酷，就是让悲伤来的那么猛，那么强烈和突然，所以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接受，不能正常地表达悲伤，这就是今后我们所要面对的心理隐患。

       活着的人，幸存者需要理解悲伤，让悲伤自然的流露。让我们了解一些悲伤的心理机制。与死者的所有关系，原来亲密的，依赖的，争吵的，物质的等等这一切，我们原本都理解为理所当然和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就是如此。但现在一切嘎然而止，震撼了个体，幸存的人们对外界的理解，悲伤的心理就是通知你这一切所有的联系阻断了。我们个体在此情形下还被迫要求做出改变，重新应对这一切，不管你本人愿不愿意。

       在心理上，当所爱的人死亡，我们被迫预期到自身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前的个体同死亡者所共同拥有的联系着生命中极具意义的那部分也一起死亡了，那么从前的所有，如同阴影，变成折磨，这令我们悲伤。

   这时，良性的心理表达就是在悲伤时我们自己应该认识到需要重新开始和外界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但在实际中，幸存者不会关心创造条件去寻找和发现新的关系，而是沉浸在回忆中，在情感世界里执着地寻找逝去的亲人。

也有的人试着摆脱悲伤，所有努力会因为没有目标而用麻木和淡漠来呈现，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信号。于是悲伤的人会情绪失控和烦躁。当我们理解这一切时，我们明白，当事人所有这一切都在心理上不接受死亡，他们无法接受已遭到破坏的以往的幸存者内心和外界的初始关系。沉浸在悲伤里，是对变化要求一种直截了当的抵制。此时悲伤的人的心理处境还要加上凄惨和绝望。

      我们如此贴近悲伤，痛哭让人觉得轻松。能痛哭，是重要的心理保护机制！

   “他都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对死亡由恐惧到憎恨的过程，让人厌世。于是悲痛、不知所措、厌世、恐惧死亡都集于一身，这个个体就成了问题。在急性创伤性情感障碍里，这就意味着自我感丧失。所以经历大悲痛的人们，常常自我描述自己活得如同行尸走肉。

解决悲伤的第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他身上呼唤出一种关系，这种新关系需要直达他的灵魂，改变他对生命的感觉。这种关系怎么建立？我们要帮助他理清楚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将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由此可见心理干预的难度和专业化的要求。

较难处理的悲伤心理是这样一些人，长时间摆脱不了悲伤，是因为拒绝接受死亡是我们命运中的一部分，自我的心理联系和逝者是如此的紧密和广泛。另外一种病态的悲伤，就是把悲伤视为一种“软弱”，用表面上不是问题将之深埋于内心。

悲伤也和我们失去亲人后面临的困境紧密相连。这些情境对心理是深具压力的。比如年轻的妈妈成了寡妇，那么经济上的困境，独自养育孩子，教育孩子的负担，未来寻找新的伴侣的困难。或者一对老年夫妻，原本要相互扶持，现在要独自面对晚年，如何保证自己晚年生活的尊严和价值？或者一对夫妻，失去了孩子，他们以往所倾注的所有心血和期望随之消失，这种绝望感现实而残酷地摆在面前。

文化对心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这个民族是对死亡有避讳心理的民族。这次大地震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互助和团结。都市和乡村，文化和理念还存有差异。当事人知道自己家如果有人去世，他能坦然去拜访他人家庭不担心别人避讳？即使一场灾难让很多人同处同样悲痛的情境，他人的安慰和接触也是小心翼翼，害怕触到当事人的痛处，所以当事人在体验悲哀的同时，那种孤独感让人自我封闭。

如何帮助我们走出悲伤？

1：寻找和发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能让我们对生命有新的体验，建立与外界的新的联系，帮助幸存者或者自己对未来的改变多做讨论和期盼，改变的困难因素多做解决的预案。

2：接受死亡。生命需要勇敢，坚强，勇气，信心。但是生命是渺小的，在自然面前要学会妥协，妥协是另外一种勇气和智慧。陪伴的人或者幸存者要多讨论死亡，讨论恐惧，讨论丧失亲人的感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每个人如果在内心深处有过思考在合适时间和地点去面对死神，悲伤会带来另外的力量。

3：无需“善意的谎言”。给悲伤者时间，表达出悲伤是最合理的选择。祥林嫂似的重复有助于减轻伤痛。

4：对压抑封闭的悲伤者，重要的是有你陪伴在身边。帮他解决日常忧虑的事务，最重要的别让他觉得孤单，而不是按我们主观的理解，强迫他马上接受和改变。另一方面，不应剥夺他的能力，你的过度主动，可能造成包办。要考虑到他一方面需要人间的温暖，另一方面他必须重新独立建立起与生活的新的联系，这需要在亲近和距离之间找到一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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